中國出產差不多先生-人與社會

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在《萬歷十五年》中，感嘆明朝以來中國落后于西方列強，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因：中國缺乏數量化管理，大家說話喜歡清談，喜歡含含糊糊的和氣。胡適先生更是直接說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是“差不多先生”，或者叫“圓通大師”。
　　
　　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，為什么中國人喜歡“差不多”，而西方人喜歡數量化呢？原因在于思維方式的不同，西方人的思維是邏輯思維，上帝是原點，一切都從上帝推下來，層層都要講邏輯，講明確的遞進關系，在每一個時點，都可以往前推到原點，或者往后推到歸宿，總之，一切都有明確的規則。
　　
　　而中國人是人際思維，比如人與人之間的“仁”或“義”，就是一種關聯，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聯。“仁”也好，“義”也好，講的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互惠，而人與人之間的互惠是一種長期的信任關系，在任何一個時點，都不可以過多計較。一個太明確的人，會讓人覺得小氣，中文中有一個詞，叫“斤斤計較”，這個詞有著明顯的貶義。
　　
　　“結果交換”這個詞的來源，其實并不是一個理論發明，而是我在經營公司的時候活生生的實踐。記得有一次，我與一個客戶約好下午見面，上午我讓助理打電話確認一下。到中午臨出發前，我問助理情況如何，他告訴我，打電話了，但沒有打通。
　　
　　相信這樣的案例，大家都會碰到，你要求另一個人去做一件事，這個人去做了，但這個人強調的是“做”，而不是“做”的結果。就像上面我的助理一樣，他打電話了，但電話打不通，自然就沒有結果。
　　
　　在商業上，如果我的助理是外包公司派來的，那我們就是兩家公司，兩家公司會如何處理？也許這個助理就會拿不到工資，因為我付錢交換的是“結果”，而不是他的行為。在商業上，我們沒有人會花錢去購買一個人的行為而不是結果。
　　
　　偉大的企業家，他們并非個個都是天才。他們的成功主要在于對“商業常識”近乎癡迷的追求。無論是華人企業領袖李嘉誠，還是沃爾瑪創始人山姆，以及豐田創始人豐田佐吉，他們都是把結果導向、客戶價值、商業人格、百分百責任等等這一類“常識”做到極致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