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尺宮墻少年心-人物

1922年4月1日，清遜帝溥儀計劃舉行結婚大典。因為資金困難，皇室欲將一套《四庫全書》以120萬元賣給日本人。消息傳出，各界紛紛譴責，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聯(lián)名發(fā)出聲明，指責清皇室此舉不僅毀棄國寶，且為國民恥辱。清室只好作罷。乾隆時《四庫全書》僅繕寫七套，后有三套毀于戰(zhàn)火。此次皇室欲賣的是藏于紫禁城保和殿的一套。剛過月余，賣書風波余波未盡，5月17日胡適意外地接到溥儀從紫禁城里打給他的電話，邀請他到昔日的皇宮里“談談”。
　　
　　躲在紫禁城里的遜帝溥儀大概從報紙上讀到了胡適的文章，在這之前，他的老師莊士敦向他介紹過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。于是溥儀讀了胡適的《嘗試集》和《胡適文存》。與他讀的四書五經(jīng)不同，胡適的白話文果然讓他有了一種新鮮的閱讀感覺，他很想見識一下這位新派思想領袖的真容。
　　
　　胡適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：“今天清室宣統(tǒng)帝打電話來，邀我明天去談談。我因為明天不得閑，改約陰歷五月初二去看他。”
　　
　　五月初二是陽歷5月30日。在25日那天，胡適先去拜訪了溥儀的老師莊士敦。胡適與莊士敦當時都是北京一個國際團體“文友會”的會員，彼此相識。
　　
　　胡適在25日日記中稱：“我因為宣統(tǒng)要見我，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，問他宮中情形。他說宣統(tǒng)近來頗能獨立，自行其意，不受一幫老太婆牽制。前次他剪去辮子，即是一例。上星期他的先生陳寶琛病重，他要去看他。宮中人勸阻他，他不聽，竟雇汽車出去看陳寶琛一次，這也是一例。前次莊士敦說起宣統(tǒng)曾讀我的《嘗試集》，故我送莊士敦一部《文存》時，也送了宣統(tǒng)一部。這次他要見我，完全不同人商量，莊士敦也不知道，也可見他自行其意了。”
　　
　　莊士敦還告訴胡適，對外界新鮮事物充滿好奇的少年溥儀，還讓他牽線，在宮里接見英國的海軍司令和香港的英國總督。后來他對電話又大感興趣，不顧內務府的反對，堅持在養(yǎng)心殿里裝了一部。他是翻電話簿，找到了胡適的電話，才有邀請他入宮之舉。
　　
　　溥儀當年已經(jīng)17歲了，胡適認為他在思想與行為上已有了主見。因為胡適知道，他自己不僅在北洋政府那里被視作傳播危險思想的亂黨，也被紫禁城里的遜清小朝廷視為危險人物。溥儀若告訴內務府，內廷一定反對他見胡適，溥儀因此才直接打電話給胡適。胡適感到，他去見溥儀，或對遜帝的思想、行為更為獨立有幫助。
　　
　　按照紫禁城的慣例，5月30日（星期二）宮中休息。胡適如約進宮見了溥儀。胡適在當日的日記中，比較詳細地記下了與溥儀相見的過程：
　　
　　十二時前，他派了一個太監(jiān)，來我家接我。我們到了神武門前下車，先在門外一所護兵督察處小坐，他們通電話給里面，說某人到了……他們電話完了，我們進宮門，經(jīng)春華門，進養(yǎng)心殿。清帝在殿的東廂，外面裝大玻璃，門口掛厚簾子。太監(jiān)們掀起簾子，我進去。清帝已起立，我對他行鞠躬禮，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張藍緞子的大方凳子，請我坐，我就坐了。我稱他“皇上”，他稱我“先生”。他的樣子很清秀，但單薄得很。他雖十七歲，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。穿藍袍子、玄色背心。室中略有古玩陳設，靠窗擺著許多書，炕幾上擺著今天的報十余種，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報，中有《晨報》《英文快報》。幾上又擺著康白情的《草兒》、亞東出版的《西游記》。他問起白情、平伯，還問及《詩》雜志，近來也試作新詩，他說他很贊成白話。他談及他出洋留學的事，說：“我們做錯了許多事，到這個地位，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，我心里很不安。我本想謀獨立生活，故曾要辦皇室財產(chǎn)清理處。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，因為我一獨立，他們就沒依靠了。”他說有許多新書找不著，我請他以后如有找不著的書，可以告訴我。我談了二十分鐘，就出來了。
　　
　　胡適進宮見了溥儀，清朝昔日的王公大臣、遺老遺少們惶惶不安，“像炸了油鍋似的”。
　　
　　社會上的輿論更是沸沸揚揚，有的報紙登出“胡適請求免跪拜”“胡適為帝者師”等傳聞，借此大做文章，詆毀胡適懷戀舊王朝、敬仰廢皇帝云云。
　　
　　其實，胡適從紫禁城出來之后的第七天，曾致信莊士敦，向他介紹了入宮情況：“當我應召入宮時，皇帝對我非常客氣，且以禮待之。我們談到新詩和青年詩人以及其他文學等問題。”胡適還在信中說：“我本不打算讓新聞界知道這次會晤的事情，但不幸得很，一些我并不經(jīng)常讀的報紙卻把這件事情道出來了，這對他們來說，似乎有著重要的新聞價值……我必須承認，我對這件小事兒深為感動，當時坐在我國末代皇帝——歷代偉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。”
　　
　　胡適還在給莊士敦寫信的同一天，寫了一首詩《有感》。
　　
　　咬不開、捶不碎的核兒，
　　
　　關不住核兒里的一點生意。
　　
　　百尺的宮墻，千年的禮教，
　　
　　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！
　　
　　為了回敬不良輿論對自己的誹謗，胡適專門在《努力周報》上寫了一篇題為“宣統(tǒng)與胡適”的短文予以回敬：清宮里一位17歲的少年，所處的境地是很寂寞很可憐的。他在寂寞之中，想尋一個比較也算得上是少年的人來談談，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。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帝王思想，還不曾刷洗干凈。所以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，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，便成了一條令人怪詫的新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