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道人生無再少-人物
童年與成長
一九三七年，“七七事變”后沒幾天，廣西桂林的白公館傳出一個嬰兒的啼哭聲，白崇禧將軍的第八個孩子出生了，取名白先勇。
這孩子打出生體質就不好。六七歲的時候，別人都去上學了，他卻患了肺結核——那時叫肺癆，和現在的癌癥一樣，屬于令人談虎色變的絕癥。白崇禧將軍遂教老八徹底在家養病。白先勇這一病就是四年多，還是單住在山坡上的一所房子里。
一天晚上，白先勇站在山坡上望見家里的燈火、人影，又聽見不斷的笑聲——病前百般受寵，病中獨自面對——為世人遺棄的悲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。他自幼形成的敏感、多思、內斂、悲憫、富于想象等氣質，既構成了他的性格，也影響了他的文字。
他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家里的廚子老央。每晚，他都要老央給自己說書。一老一小守著一個炭火盆，就開講了，講的第一個故事叫《薛仁貴征東》。別小看這個場景，白先勇因此熟習了文學敘事。
病愈后，好強的他拼命讀書，不分晝夜。我曾問他：“你讀書時期的特點是什么？”他淡然一句：“過目不忘。”還珠樓主的五十多本《蜀山劍俠錄》，他從頭至尾看過無數遍，小學五年級又開始細讀《紅樓夢》。
抗戰時期，白家幾十口人輾轉于南京、重慶等地；一九四八年，白家定居香港；一九五二年，移居臺灣。一九五六年，白先勇從臺灣有名的建國中學畢業。說來有趣，那時他的理想是參與修建三峽大壩。于是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成功大學水利工程系。一年后，他發現自己真正的志向是文科，于是打算轉學，更換專業。他去征求父親的意見，白崇禧將軍說：“男孩子以理工為主，法商次之，文史屬下乘。”那時，他在水利系是第一名，這讓白崇禧將軍特別看重。還是母親說了一句：“隨他去吧，行行出狀元嘛。”第二年，白先勇轉學至臺灣大學外文系，改學英國文學。
對白先勇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母親的去世。“天崩地塌，棟毀梁摧”，出殯那天，靈柩入土的一刻，他說：“我覺得埋葬的不是母親，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”黃庭堅在一首《虞美人》里寫道：“平生個里愿杯深，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。”有喪母之痛的白先勇說：“不必十年，一年足矣！”
經過死別，他深深認識到天命之不可強求，青春之不能永葆，只有藝術才能長存。懷著這樣的感悟，白先勇的文學創作發生了極大的變化。一九六四年，他發表的《芝加哥之死》被公認是其轉型之作，用夏志清先生的話來說則是，文中“象征方法的運用，和主題命意的擴大，表示白先勇已進入成熟境界”。
無根與傳統
白先勇寫時代，寫情感，寫人物。他筆下的故事色彩斑斕又耐人尋味。
他作品的特點是把傳統融入現代，現實性和歷史感二者兼備。白先勇先后生活在大陸、臺灣、美國，豐富的人生經歷給他的思想情感和創作帶來巨大的影響。
移居臺灣前，他是在國民黨政要家庭度過的，父輩顯赫的身份、上層社會的氣派是他少年時代的印象。在臺灣，他目睹國民黨許多昔日同伴家庭的沒落以及無數大陸人背井離鄉、流落孤島、窘困掙扎，那無盡的鄉愁與懷舊傷感是他永恒的記憶，也是他寫作的基調。到了美國，他一方面接受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，一方面對其文化領域的某些墮落深感厭惡。
漂泊海外的無根之感，加深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執著——以上這些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復雜的思想情感構成了今天的白先勇，也貫穿他的全部作品。
我和白先勇的交往，算來已有十幾年。他舉止謙恭、內心堅忍，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，包括一些成功人士。
有一次，他來北京看在北大演出的《牡丹亭》，散戲后已經很晚了。返回賓館卻發現一大堆人在等他——有粉絲，眼巴巴地盼著能與他合影；有記者，拿著錄音筆盼著能采訪他幾分鐘；有出版人，捧著一摞書要他在每一本上簽名；也有熟人如我，要和他嘮幾句“家常”；墻旮旯兒還站著一個醫生。
原來白先勇正發著燒，他年過七十，明天還要遠行……碰到這種情況，換作我一定三下五除二，統統打發走，不管認識的不認識的、有事來訪的還是無事登門的。他不！他啞著嗓子、淚眼婆娑地應酬，一一滿足來者。我在一旁看著，非常感動。
我和白先勇都熱愛家鄉，但我的熱愛程度遠遜于他。首先人家一口正宗的桂林話，我卻一句家鄉話都講不來。他給我印象至深的是愛吃米粉，我卻不大喜歡徽菜。
據他自己說，父親打仗歸來的頭等大事，就是喊隔壁嬸娘過來做米粉。白氏全家后來在南京、上海，還常常請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吃，遷至臺北后就很少吃到了。只要白先勇來到大陸，必打聽哪里有米粉店，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熱米粉。
一次，他到北京講學，黃昏時分打來電話，說要請我吃飯。我忙問：“在哪家賓館？”他說：“不是賓館，是小店，就在北京人藝劇場旁邊。店面很小，你要仔細找啊！”真是不大好找，還得要他帶路。一進門，白先勇笑呵呵地對女店主高聲道：“我們要吃米粉！”我一抬頭，瞧見正面墻壁懸掛著白先勇手書的“桂林米粉”四個大字。顯然，人家是常客！我們每人要了一大碗。他像在家里一樣放松自在，還不忘叮囑我多放點辣椒。
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，一雙木筷左右攪動，上下翻飛，桌面、碗沿、嘴角干干凈凈，只有兩頰紅紅的，那才叫本事。其實，他在桂林只生活了七年，十五歲去了臺灣，二十五歲去了美國。由此足見家鄉的力量！他一刻也沒有忘記故鄉。
誰道人生無再少，門前流水尚能西
我和白先勇都熱愛昆曲，但是我沒有他那樣的癡迷與赤誠，竟能“糾集”大陸、香港、臺灣的藝術家聯手推出一個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。沒人愿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，他愿做！這個戲在海內外上演逾二百場，吸引了許多年輕人。
我知道這個被人們贊為“中國文化史上一樁盛事”的演出背后，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力。單是籌款一項，就要人性命！為此，白先勇生了很多悶氣，但他只字不提，臉上始終掛著笑，只說自己是個昆曲“義工”。所以，我老對同事說：“現在只剩一個君子了，那就是白先勇。”通人情、好人緣的白先勇發現我對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缺乏熱情，便極少在我面前提及這個戲的演出情況，更不請我發表意見。對此，我心存感激——他可以創新，我可以守舊，誰也不去說服誰。
白先勇乃天縱之才，能把西方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融入中國傳統的文字表達方式之中。他所描述的新舊交替時代的各色人物，他所呈現的民國末期的各種生活場景，生動細致，充滿滄桑感。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，無論是短篇還是長篇，他的作品都非常成功。
二〇一二年春，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鋒書店參加《父親與民國》一書的座談會。會后是簽名售書活動，持書者排成長隊，長得“見首不見尾”。白先勇從下午六點簽到晚上九點多，書店負責人請他休息一下，他始終不肯。長隊中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讀者是打“飛的”專程從敦煌趕來的。還有一個讀者，背了一個大麻袋。輪到他了，立即把麻袋打開，無比自豪地說：“白先生，我專門收藏您的書，不同版本的共有一百多本！”聽到這句話，白先勇立刻起身，緊緊握住他的手……
態度安安詳詳，說話從從容容，做事精精干干。他辦雜志、寫小說、當老師、拍電影、搞昆曲，現在又研究起《紅樓夢》來。讓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諸多成就，而是他按內心所求來生活的自在狀態。
今年，白先勇就要八十歲了，我和臺北的幾個朋友決定三月份要好好慶祝一番，痛痛快快地熱鬧一場。這于我而言是一件大事，心里老惦記著。在每每的惦念里，我恍然覺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。
“誰道人生無再少，門前流水尚能西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