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為五斗米折腰-社會
我也曾是陶淵明的粉絲，我支持他不為五斗米折腰，五斗米這數字未免低了點，若是50斗米以兌換折腰，那還值得考慮。現在想來犯了以今度古毛病。我對小孩說古，說我剛工作，月銀45大元，我小孩鼻子哼哼：老爸，你真賤，這點衛生紙錢，就把自己賣了？小把戲哪知道，那時候45元抵如今千兒八百還是有的。
五斗米，數目是有點瞧不上眼，其實含金量不低。陶兄所謂五斗米，是他的日工資，不是月工資，《晉百官表注》上說，像陶淵明這個縣處級，月薪是“米四百石”，有人折算了，恰好是日薪五斗，工資高不高，不能看數字“五”，得看量詞“斗”，古代的斗是什么樣的容器，我們沒誰見過，但可以參考一下《梁書·何胤傳》里何胤先生之自述，何先生57歲時，轉瞬要退休了，他就當爆口的憤老了，他說他每月吃不完四斗米。我拼死讀書考上學校吃國家糧，每月定糧是13、5公斤，每餐3兩，一天不足一斤，估計何胤先生也是這個飯量，這么一算，五斗米的含金量就出來了，四斗米一人吃一個月吃30天吃不完，換言之，就是四斗米可讓30人吃一天，五斗米呢？這說明，陶淵明一人工資，最少可以保障30人不餓肚子。我們現在是三口之家，一般是兩人合力養一人，如果不搞住房按揭，不送小子讀大學，那可以比陶淵明強許多，可介于溫飽與小康之間；而設若上要養四老乃至八老，下可生七八個兒女，中還要請一婢一仆，那日子就不知道怎么過了。
當然，人不能只吃飯，不佐佳肴，無肉糜送飯入喉，那飯誰吃得下去？陶淵明每月領取400石米，這是實物工資，除此之外，還有貨幣工資，月資2500錢，這個數字大了，耐看了，其實含水量也大，一錢在清朝只值兩毛，晉朝肯定不止，也在一元以下，大概上千是沒問題的，像陶淵明，當了縣長，住房是免費安排常委樓，出行是八抬公轎，司機工資財政負責；吃飯喝酒，只要他愿意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可以餐餐上館子，公款買單；穿也是官發制服……一入衙門，衣食住行都由國家包了，我想不出這2500錢還可做什么用，工資是可以基本不用，存銀行生息去得了。
當官味道，還不在這里。最有味道的，是可以囤地。從西晉開始，實行了官品占田制，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頃，品級每低一級，則少五頃，魏晉南北朝搞的是九品中正制，最低是九品，他可囤地十頃；西晉后期沒有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，一路鬧，鬧到東晉，沒那多田當工資分配給官員了，但仍堅持了祖宗成法，像陶淵明，他囤地八頃十頃也是可以的，只是陶兄佛道思想濃厚，性情淡泊，他只要三頃；這三頃地，不用自己挽褲腳打赤腳，無須面朝黃土背朝天，全是屬吏活計，他只需要挖窖造倉就可以。陶兄愛酒，他曾經與愛人開過床頭小會，研究三頃地的產業結構問題，最后陶兄拍板：“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，五十畝種粳。”
陶縣長地少，屬吏干得了，不用請人；其他官員地多，多租給佃農種，他收租就是了。官員占了那么多地，要劃階級成分，那是官僚地主了。一個占地三五十頃的地主，恐怕需聘請貧雇農三五百人，按階級理論來分析，那就是說，三五百勞動人民養活一人；但是，政治局面穩定的官家，不是這么算的，其算法是：一人開了這么大的農莊，需要聘請三五百人，等于說，是他一人安排了三五百人就業。
這不單是數學題，既是心理題目，也是政治題目。算法不同，雇傭方與被雇傭方，那心理感覺大不一樣。若是按三五百人養活一人的階級理論來分析，那陶地主心理肯定充滿罪惡感；若按一人辦企業安排三五百人就業的資本理論來衡算，那陶企業主，滿心窩子都是成就感與自豪感。算法角度不同，由此推出的國家政策，這個不用人來說，絕對是不同的。
過去土地是農民命根子，所有的農民起義都可以稱呼為土地革命，誰手頭有點閑錢，第一想的是買一兩畝地，先囤起來再說。現在不一樣了，沒幾個農民想囤地了，拋荒的很多，很多地方年底考核鄉鎮雙文明建設，田地拋荒成為分值很大的考核指標，甚至是一票否決，哪個鄉鎮拋荒太多，鄉長鎮長都做不成。有人據此說，現代人從千年土地束縛里解放出來了，農民不用被土地憋死了。農民不對土地那么熱愛，那是真的，但若說土地賤了，不算什么玩意了，沒人存在囤地的地主心態了，這個判斷實在立不住腳。土地不是賤了，而是貴了，而且是貴得沒邊了，所不同者，只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了。若老陶活到現在，他可以在城市一環二環里頭囤地三頃，或者城郊也可以，即使他不擁有全產地權，只是擁有土地批準權或者開發權或者使用權，那他還會高唱歸去來兮嗎？
事實上，老陶確實看不上那五斗米工資，卻是相當熱愛那三頃地之處置權。他在《歸去來兮辭序》自述說，他本來不想馬上走人，想等他那三頃地稻谷熟了，收割一荏，再風飄飄以吹衣，舟遙遙以輕飏，沒想到收割季節還沒到，傳來了他妹妹病亡消息，他才提前走了。誰在乎當縣長那五斗米工資呢？論官員工資，雖穩定卻未必太誘人，其背后那囤地批發權什么的，讓人折腰者，多了去了。老實說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，數來數去，數不出幾人，而愿折腰的那可是海量不止。像陶淵明，只在行為藝術上有意思，在社會統計學上是沒意義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