筆畫的增減挪讓-熱讀

大道至簡，大美天成，通六書之變，乃倉頡造字之智。之后，約定俗成，規范一體，卻也存有俗體字、異體字之率性。為審美需求，書寫當間，一字未妥，刪改再三，或有筆畫增減、挪讓之隨意。若是題作匾額，勒石鐫刻，竟成錯字之景，往往附會出許多的故事來。
　　
　　康熙得位，年僅八歲，既長，聞父出家五臺山，遂以禮佛為名，五上五臺山，悄然打聽父皇下落。某次，行至靈鷲峰菩薩頂附近，遇一儀表非常之僧，便與之搭訕，僧自稱“八乂”。下山后其頓悟，“父”字上下拆，不“八乂”乎？迅即上山再尋，“八乂”早已不見蹤影。其后為此處題寫牌坊時，便有意將“靈峰勝境”中“峰”字下的“豐”，少寫一橫，以喻父子緣薄，人生多憾。
　　
　　杭州西湖“花港觀魚”碑，也是康熙題字，“魚”下則少了一點。據稱因其篤佛，追慕好生之德，題字時以為“魚”下四點有火之疑，不甚吉利。漢字里，三點為水，四點為火。魚遇火必兇，遇水方生。仁言何如仁心之誠，對于帝王尤如此。
　　
　　“蘇隄春曉”碑同為康熙御筆。“蘇”“隄”二字皆異。“蘇”字草頭之下，卻是“魚”右“禾”左。附會說法是蘇東坡好食魚，吃魚時，若侍者置于左，則可將整盤吃盡，東坡乃左撇子，故康熙故將“魚”寫于右，以示崇敬。“隄”字則把“土”旁改“耳”旁，一解“耳”與蘇堤地形似，一解蘇堤上可耳聞六聲云云。實則，“魚”寫于右，乃“蘇”之俗體字，史料中更無蘇軾左撇子之記錄。而“堤”與“隄”同，“阝”為“阜”，非“耳”也。
　　
　　康熙于承德“避暑山莊”牌匾，“避”字“辛”處，下面多加一橫，以示江山更為穩固。
　　
　　西湖湖心亭上，有“蟲二”鐫刻，為乾隆下江南時題寫，寓意“風月無邊”。此典出自褚人獲《堅瓠集》：“唐伯虎題妓湘英家扁云：‘風月無邊。’見者皆贊美。祝枝山見之曰：‘此嘲汝輩為蟲二也。’湘英問其義，枝山曰：‘風月無邊，非蟲二乎？’湘英終以為美，不之易。”此二字，劉延桂于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移鐫于泰山。
　　
　　薊縣獨樂寺“報恩院”牌匾，由咸豐題寫。其在“院”字“完”處，少寫一橫。其解為佛家有報“佛恩、父母恩、眾生恩、國土恩”四重恩之說，此恩一生報不完，故“完”字不可筆全。
　　
　　杭州西湖畔岳飛墓前照壁上“精忠報國”四字，由明人洪珠題寫，其中“國”字少寫一點，寓意靖康之難后，皇帝被虜，國已無君，也有江山尚未收復意。
　　
　　曲阜孔府大門處“與國咸休安富尊榮公府第；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”聯，為紀曉嵐所作。其中，“富”字頂無點，寓“富貴無頂”，“章”字“早”處一豎通頂，寓“文章通天”。
　　
　　西安碑林入門碑亭上的“碑林”兩字，相傳出林則徐之手。虎門銷煙后，林被革職戍邊伊犁，路經西安，書此兩字。“碑”字少一撇，喻示其丟烏紗帽后的暗淡心境。此匾是否林則徐所題，有待考證，但宋之后的“碑”字，才有了此一撇，卻是事實。
　　
　　揚州大明寺平山堂有“風流宛在”匾額，系光緒初年兩江總督劉坤一題寫。其“流”字少一點，而“在”字又多了一點，勸諭風流少一點，實在多一點。
　　
　　舊時，“天地君親師”牌位上的五字，寫法均有講究。“天地”二字寫得寬，取天寬地闊意；“君”字下面的“口”須封嚴，喻君子一言九鼎，不可隨意開口；“親”字“目”處不得封嚴，謂親不閉目；“師”字不寫左旁上方之短撇，謂師不當撇。
　　
　　不可一概而論，其中有亂解者，也有有意者，難以分辨之。有意者，或避諱，或寓意，或游戲，或趣味。無論何意，這類榜書碑匾，凝重洪量，皆水墨淋漓，元氣充滿，一筆一劃，意態縱橫，俯仰之間，綽有余裕，結字俊秀，類于生動，幽若深遠，氣宇融和，在當時即有相當水準。因了增減挪讓之不同，此類碑匾格外引人，久而久之，依樣跟學，碑匾之上，若無幾個異字，似不成其為碑匾，如此，也就有了用心用意、專望人目之矯情。